作者：贾哲敏、孟天广
摘要
突发公共危机期间，信息不仅是政府决策并获得反馈的稀缺资源，更是居于信息弱势地位之公众风险防范的决策依据。利用新冠疫情期间的一次全国性调查，提出基于信息需求与供给之匹配关系的信息治理框架来理解突发公共危机应对中政府、媒介与公众的关系。疫情期间公众处于信息饥渴状态并普遍使用全类型、多渠道媒介获取疫情信息，信息需求结构包括疫情政策、风险防范和资源配置。政府及官媒信任度高于社会媒介，中央媒介的信任度最高。信息需求通过“信息匹配”机制影响媒介使用与媒介信任，突发公共危机时期媒介信任是一种媒介信息供给满足特定信息需求的“匹配信任”。突发公共危机中政府信息供给及传播体系建构应以公众信息需求及其结构为轴心驱动力。
关键词
疫情防控；媒介使用；信息需求；媒介信任；信息治理；突发公共危机
一、引言
年1月，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构成SARS（非典型肺炎）疫情以来形势最为严峻的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在现代国家应急管理框架中，政府、媒介、公众是由“信息”连接在一起的动态系统[1]，媒介承担着信息发布、社会沟通、知识传播、风险预警、舆论引导等重要功能。公开、及时的信息发布以及透明、健康的信息流动既是重大公共危机时期公共部门决策并获得反馈的稀缺资源，有助于削减纵向层级间的信息不对称和水平部门间的信息碎片化；又能够有效满足居于信息弱势地位和强风险感知情景下公众的信息需求，有助于消除恐慌情绪，改善风险感知[2]，减少疫情引发的社会风险。因此，信息治理是突发公共危机治理的核心机制。
与年SARS疫情相比，此次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信息治理所依赖的媒介及传播环境已有很大不同，主要表现在移动媒体和社交媒体繁荣、信息生产主体多元化、用户自我表达与网络参与十分便利等方面。疫情爆发还使得此次危机媒介场域呈现如下特点：其一，虽然疫情早期未曾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信息，但在1月20日之后，各类媒体迅速进入疫区现场跟进报道，各级政府平台即时滚动发布信息，信息不对称现象较SARS时期已有所改善；其二，新冠病毒强致病性与未知性、不断攀升的感染人数、强力“封城”管控措施为公众带来一定的恐慌与紧迫感，不断强化了公众的疫情信息需求，“隔离”在家的客观处境也令公众愈发依赖使用网络获取信息；其三，“后真相时代”，数量庞大的“在场”公众通过社交媒体发声，还原疫情扩散事实，推动防疫科学知识传播，书写抗疫一线真实故事，但也引起了疫情信息的碎片化和“失真化”，疫情期间大量谣言及失真信息传播对各类媒介可信度形成考验，因此媒介场域的信息治理成为疫情防治的重要维度，其中政府及官方媒体的信息供给策略至关重要。
长久以来，信息治理、媒介使用、媒介信任度研究一直受到学界重视，但主要结论多适用于一般社会情境，新冠病毒疫情无疑为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研究此类问题提供了自然实验条件。已有研究表明，个人属性、需求动机、接触方式等变量能够影响媒介使用；而媒介使用、信源、内容等因素是媒介信任度的主要来源，但从公众需求视角提供因果解释的较少。在新媒体时代，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公众的信息需求最为旺盛，需求特征与结构多元且快速变化，对媒体的使用也最为充分，媒介的信任度可能因公众使用媒体的情况不同而发生变化。[3]近年来，公共危机治理实践已凸显政府（官方）媒介和社会媒介在危机应对中扮演信息供给者的关键角色，但多出于政府视角或媒介机构视角，强调扩展危机传播渠道以加强危机信息供给[4]，目的之一是利用权威媒介作为信息中枢的优势为政府实施危机治理提供有利的信息环境，而对危机应对中的媒介如何满足公众信息需求这一基本功能探讨不足，也忽视了数字时代政府本身即关键媒介的角色。基于此，本文以新冠疫情防治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提出了突发公共危机应对中，以信息需求与供给为基本关系的信息治理框架来理解政府、媒介与公众的互动关系。具体而言，通过考察疫情蔓延及防控期间全国公众的信息需求对媒介使用偏好的影响，更进一步检验信息需求结构与媒介信息供给的匹配关系如何塑造媒介信任，以重新定位信息治理在突发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并探讨政府（官方）媒介与社会媒介的信息供给策略。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媒介使用与信息需求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媒介使用指公众日常使用和接触媒体的情况，包括对某种媒体的使用频率、时长、类型、
